緣起：始于霧霾，備受煎熬
大致是2013年左右，“霧霾”作為空氣重污染的一種表象，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。也正是在這一年，國務院確定了被稱為“大氣十條”的污染防治措施。只不過，估計當時很少有老板能感覺到，這事跟印刷圈有多大關系。
轉折點出現在2015年。標志性事件是：包裝印刷業與石油化工行業一道，被環保部等列為揮發性有機物（VOCs）收費試點行業。
雖然試點辦法并沒說“印刷是重污染行業”，由于環保稅的推行，VOCs收費在大多數省份尚未啟動便宣告終結，但作為VOCs收費的試點行業之一，印刷業還是被很多人下意識地貼上了“污染行業”的標簽：污染不嚴重，為什么拿你來開刀？這樣的反問，估計讓很多圈里人抓狂，而又有口難辨。
一旦被貼上“污染行業”的標簽，麻煩就來了，而且接連不斷。
先是在2016年舉行的北京市第四屆職業技能大賽中，主辦方以高耗能重污染為名將印刷項目排除在外。
然后是在官方發布的北京市空氣重污染預警期間停限產名單中，印刷企業占據了相當比例。關鍵是，老天爺還不做美，2016年底重霧霾頻發，北京印刷企業陷入經常性停限產的境地，生產節奏被打亂亂，以致于很多書刊的正常出版周期難以保證，出版方不得不出面向讀者致歉。
與此相伴的是：在全國很多省市的環保督查和日常執法檢查中，印刷企業都成為被重點關照的對象：有一天被開4張罰單的，有被停產整改的，也有作為小散亂污企業被就地解散的。四川一印廠的法人代表等3人，甚至由于偷排廢水被刑拘。
比罰款、停限產更讓老板們撓頭的事情還有：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，印刷廠要立足似乎越來越難。尤其是在北京，環保壓力與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相互交錯，不僅采用凹印工藝的包裝印刷廠需要外遷，很多中小書刊廠也不得不出走河北。
比如，澳科控股旗下的北京黎馬敦已經遷往河北張家口，與當地一家企業合并；同屬安姆科系的軟包裝印刷企業德寶商三貌似也已經停產，只有北京安姆科還在堅持生產，但外遷也是早晚的事兒。
異地搬遷對企業來說難是難了點，但好歹還有安身之所。且離開大都市，無論是土地，還是人工成本，都會有所降低。由此獲得意料之外的競爭優勢，也說不準。
問題是，還有一些圈內鼎鼎大名的企業，環保治理水平其實相當不錯，但由于各種原因在這一輪環保風暴中，選擇了停產關廠，而不是異地重生。其中，有代表性的企業就有：深圳利豐雅高、蘇州紫興、上海正隆、佛山利樂。
近兩三年，環保問題對印刷業的影響由淺入深，是全方位的：VOCs收費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、被拒于技能大賽等政府項目之外影響了行業的社會形象、頻繁停限產打亂了企業正常的生產節奏、異地搬遷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企業既有的發展路徑。
無論哪一點，都足以讓老板們撓頭不已、備受煎熬。
意外：重塑市場，助推回暖
在當前的形勢下，不管老板們怎樣撓頭，有一點變得十分明確：環保問題已經事關企業生死。加強環保治理不僅是企業的社會責任，還是政府的剛性要求。
而且，在最初的紛擾過去之后，強化環保治理給行業帶來的長遠影響和積極意義也在逐步顯現。
就產業宏觀而言，印刷企業遷離北上廣等大城市，正在重塑行業的區域格局。一方面，印刷企業向河北、安徽等地集中，有利于提升當地印刷業的發展活力；另一方面，大城市突然出現的產能空缺，正在改變部分印刷業務的流向。前一段時間，甚至聽聞有廣東、湖南印刷企業在覬覦北京業務。
更重要的是，不期而至的環保風暴在相當程度上起到了“去產能”的功效，讓困擾行業多年的“產能過剩”頑疾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化解。
比如，在北京及周邊地區，由于停限產及部分中小印刷廠停產退出，已經消失十余年的“印書難”再現江湖，讓準備不足的出版社叫苦不迭。
相反，由于產能相對不足，印刷廠開始重拾旁落已久的市場話語權。不僅可以挑活兒、撿活兒，有的還壯著膽子直接給出版社發漲價函。有的出版社為了保證按期出書，甚至主動給印刷廠預留議價空間。這在前幾年是難以想象的。
驟然出現的供需缺口，在北京及周邊地區導致了一種現象：只要能正常開工的印刷廠，業務基本都多得干不完。據說，有的大廠生產訂單都排到了兩三個月以后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印刷廠不想漲價估計都難。
由環保問題引發的產業格局調整，還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影響：圖文店、快印店數碼印刷生意的突然火爆。去年底，便有圈內的朋友提到過：部分城市的圖文店、快印店數碼印刷用紙量突然翻倍。其中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：市區印刷企業的外遷給圖文店、快印店，騰出了更大的市場空間。
就在幾天前，一位在北京某大型數碼印書企業工作的朋友還說：前兩年還有不少閑置產能，2017年已經基本飽和。
如此說來，由環保風暴引發的產業調整，也不完全是壞事。難怪有老板會開心地表示：市場洗洗牌挺好。前提是：你要能確保自己在殘酷的洗牌中生存下來。
產能缺口的出現、市場集中度的提升、印刷工價的調整，帶來的順其自然的結果是：印刷廠的利潤率回升，老板們的投資熱情迸發，進而帶動設備市場回暖。這一點在規模以上印刷企業2017年業績以及膠印機進口量的觸底反彈中，就可見一斑。
印刷業低門檻、低成本的時代正在遠去
無論是好是壞，環保治理對印刷圈的影響，看上去都是階段性的：隨著大氣質量的好轉，京津冀地區印刷企業由于重污染預警停限產的情況已經大幅減少；隨著老板們投資熱情的高漲，印刷產能的局部性供需失衡也終將被填平。
那么，迄今尚未止息的環保風暴，還可能對印刷圈產生什么樣的深遠影響？最重要的是，它向圈內老板發出了一個信號：印刷業低門檻、低成本的時代正在遠去。
為什么這么說？不妨來感悟一下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里剛剛說過的一句話：嚴格執行環保、質量、安全等法規標準，化解過剩產能、淘汰落后產能。
從這句話中能讀出什么？通過環保治理“去產能”，并不是“意外”，而在政府的預期之中。
這些年，印刷圈的日子不好過，很多老板都把原因歸結為：產能過剩、競爭激烈。而產能之所以過剩又有一個重要原因：開辦印刷廠的門檻太低。
以前，咱們也有各種環保法規、質量標準、安全規定，但很多時候，監管并不嚴格。這就導致了一種情況：只要有一兩臺設備，就能開起一家小印刷廠，而無須在環保、安全生產等方面進行太大投入。
在近一兩年的環保風暴中，之所以有不少印刷廠被查出存在沒有環評、未批先建的情況，與此前的疏于監管不無關系。
與低門檻伴隨的是低成本。由于無須在環保等方面進行投入，很多小印刷廠的綜合成本要遠低于一些大中型企業。在需求不足、產能過剩的情況下，這就為價格戰埋下了伏筆。
從政府工作報告透露的訊息看，仍未止息的環保風暴，以及可以預期的質監、安監行動，不僅將繼續在客觀上起到“去產能”的效果，而且必將提高新進者的門檻和成本。
未來，買一兩臺設備、隨便租個地方就可以開印刷廠的情況，恐怕會越來越少。進工業區、必備的環保治理設施、環評報告，將成為新進印刷廠的標配。
如果說，2008年頒布的新版勞動法，終結了勞動力的低成本時代，日趨嚴格的環保、質量、安全執法，正在終結實體企業的低違規成本時代。
這種規范又必然會階段性推高整個印刷行業的生產成本，進而反映到印刷工價上。對此，下游客戶甚至比印刷廠看得更為清晰。
不久前，一家出版圈媒體便在報道中感嘆：印刷的低成本時代正在結束。在微博上，一位顯然是來自雜志社的人士在感嘆：今天跟印刷廠簽訂2018年雜志印刷合同，發現印刷費竟然沒漲價，他們不會是忘記改價格了吧？對漲價，客戶已經心有預期，印刷廠老板顯然錯過了一個機會。
目前的問題是：對那些仍存在這樣那樣環保問題的圈內企業來說，未來何去何從？老板們需要好好思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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